Medieval Civilization (400-1500) (Gezhi Humanities)

《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的作品，在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由朱利亚·巴罗译为英文版，在英语国家广受好评。《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一书充分体现了勒高夫“新史学”的治史方法，将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重点放在了经济、社会方面，从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形态、经济情况、人际关系、家庭、、心态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中世纪西欧文明。在学界，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史学家不乏其人，著作也不胜其数，但如勒高夫这般史学巨匠的作品却不多，且勒高夫开创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他看待中世纪历史的角度尤其值得当代学术界借鉴和吸纳。勒高夫的文字生动有趣又平实易懂，既是高校学生提供全面了解中世纪史极其研究方法的入门教辅，也可为普通大众所接受。

《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主要著作之一。本书概述了欧洲中世纪1000多年的文明史，对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人际关系、社会发展情况、人类心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艺术、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勒高夫认为，中世纪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与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有明显分别。

总序                                       序

第一部分 历史的进程
第一章 蛮族的殖民（5-7世纪）
第二章 日曼人试图重建秩序（8-10世纪）
第三章 基督教欧洲的形成（11-13世纪）
第四章 基督教欧洲的危机（14-15世纪）

第二部分 中世纪文明
第五章 中世纪文明的起源
第六章 时空体系（10—13世纪）
第七章 物质文明（10—13世纪）
第八章 基督教社会（10—13世纪）
第九章 心理、情感和生活态度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雅克·勒高夫，历史学家。主要从事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继承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以来年鉴学派的思路和治学方法，在对中世纪的文化、心态和感觉表象的研究中有所创新，是年鉴学派—新史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72-1977年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新史学》《圣路易》等。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我的著作《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将能够为读者所阅读。我曾经在1984年本书最新法文版的参考书目中补充了一些东西，我也同样愿意对此做些介绍。
    在这些年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发展中，总的来说，除了那些与考古发现有关的、与物质文明领域有关的，包括营养学领域、心态学历史的发展和历史证据的新形式，如手势和形象的使用等，我更想集中论述一些有助于扩展著作中已经阐发的主要思想的东西。恐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我对家族和血缘关系研究的兴趣，包括联姻制度、女性的角色和血亲的问题，这成为理解中世纪社会的中心论题。从这一角度来看，封君－封臣关系越来越被视为人为的亲属关系。同样，在封建社会中，类似一个家族基本单位的领主制的形成已经产生了与以领主为首的微型社会组织过程有关的种种假说。皮埃尔·图伯特（Pierre Toubert）用来描述拉丁姆（Latium）的词汇“incastellamento”（即在城堡范围内的“中心聚居村”）曾经被罗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用“encellulement”的表述方式广为应用。由沃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和科林·莫里斯（Colin　Morries）提出的关于12世纪至13世纪个人能力的逐渐发展问题，则特别由阿龙·古勒维齐（Aaron　Gurevitch）、卡罗林·拜努姆（Caroline Bynum）和我自己的研究而深化了。在我的著作中相当欠缺的、关于政治史复兴的问题，曾经强调过权力的象征性和人类学方面的因素，而且，它也受益于人类学思想中关于权力形成的理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的肉身作为一种新的关注对象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曾经是中世纪研究领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在这个由武士和农民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看到了在轻视肉身的基督教思想的压力下的、在宫廷社会中至少是在文学形式上萌生的当代爱情观——尽管肉身在最后的审判时将会复活的预言迫使人们寻求肉身的救赎。
    就我而言，对于中世纪时期之认识的发展以及人们研究和反映程度的深化，已经强化了这本书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方面，被自然所掌控的中世纪是一个暴力的时期，一个生活艰难的时期，也是一个具有特别的创造力和为西方文明奠基的时期。另一方面，也许西方中世纪社会只能在人们揭示了它的物质、社会和政治事实是如何被符号和想象的世界所渗透时，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只有研究了人们如何表现他们自己、如何思想和感受，才能使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已经久违多时的，却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想象的世界。

罗马的历史，即使论及其成就，也都注定要受罗穆卢斯（Romulus）的影响，其历史也仅仅是宏大叙事的汇编。永恒之城征服蚕食周边领土，直至构筑起一道完美的防线。1世纪，它试图以堪与中国万里长城相媲美的“防线”锁其领土。在此疆界内部，罗马榨取着帝国国力，却不创造任何价值。自希腊化时代以来，就再无技术创新。罗马的经济靠掠夺战争来养育；征服的胜利为其提供了奴隶劳动力以及取自东方秘藏之贵金属。保守乃罗马之所长，例如，在战争中，尽管本可攻城拔寨，但它总是采取守势；在法律方面，它总是遵循先例，避免创新；在国家观上，它总是确保制度稳定；在建筑方面，艺术品务求传世乃其明证。
    ……
    此外，5世纪至8世纪期间有少数几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几个世纪中照亮了中世纪的黑夜。金•兰特（K.Rand）称他们为“中世纪的奠基者”。他们的作用，或者几乎是所有人的作用，就是拯救古典文明的主体部分，以一种可能被中世纪思想所认同的方式来收集它们，并饰以必要的基督教外衣。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有4位：博伊西厄斯（约480-524年）、卡西奥多鲁斯（约480-573年）、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约560-636年）和比德（约673-735年）。在12世纪中期以前，中世纪时期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了解都归功于博伊西厄斯。这就是他的《旧逻辑》，另外，“在可吸收的文化中，概念的和言辞的分类注定是经院哲学最早的惯用手段”。因此，出现了关于本性的定义，“本性是每个事物以特殊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此外，也出现了关于人的定义，即：“理性本性的个体实在化”。阿伯拉尔不得不说博伊西厄斯“为我们也为他自己树立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中世纪同样地感恩于博伊西厄斯，是因为在他的文化概念中，音乐占有一席之地，通过这一思路，他把自己和希腊理想中的具有音乐素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中世纪的人们从卡西奥多罗斯那里知道了拉丁语演说的文学模式，在他的著作《神学及世俗文学阶梯》中，这一模式被引入到了基督教文献和教学工作中。他使维瓦里乌姆（Vivarium）修道院的修士们承担了一项中世纪时期不能忽视的任务——抄写古代手稿。保存和留传文献的主要劳动促成了修道院缮写室的出现。“中世纪最著名的神学教授”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遗产是通过他的著作《词源》流传下来的。《词源》的内容包括了七艺的教学计划、词汇知识，包括相信名字是所有事物本性的关键所在，并反复强调世俗的文化在很好地理解圣经内容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伊西多尔对百科全书的热情普遍地感染了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最后，正如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所揭示的那样，比德成就了《圣经》中许多含义的最完整的表达方式，以及整个中世纪圣经解经学的基础——包含四层含义的理论。由于圣经解经学和基督教会计算节期的需要，比德同样地支持给予天文学和宇宙结构学新的定位。然而，和许多中世纪早期最博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比德坚决地反对古典文化，他使中世纪的历史沿着一条独立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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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布洛赫曾用一句令人难忘的格言来总结中世纪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对时间漠不关心。”编年史学家省略纪年（他们在准确使用数字时天生迟钝，对此我们将回头探讨），例如，用含混不清的词句 “在那个时候”、“同时”、“稍后”来表达这种漠视之情。首先，在集体心理层面，过去、现在和未来完全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在坚持集体责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显然是一种原始风格的体现。所有活着的人都与亚当和夏娃一样对堕落负有同样的责任，当时所有犹太人都为基督受难负有同样的责任，所有穆斯林都为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说负有同样的责任。如我们所关注到的，11世纪末的十字军并不认为他们将惩罚的是杀害基督的刽子手的后代，而是惩罚刽子手本身。因此，艺术和舞台上服饰的时代错位（正如我们所知，这持续了很久）不仅是人们混淆不同时期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或者相信，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每件事都发生于当代。在每年的礼拜仪式中，都会有一部优秀的简明圣史被带回生活中。这是一种迷人的心态，它使过去成为现在，因为历史之网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