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a Bookstore Genuine Books] The Temptation of Drama: Production and Replication of Early Chinese Drama: 1300-2000

王骥德本《西厢记》是一种同时具有想象力和恢复力的冲动。它将古典学术带到了传统上被认为超越了如此严肃和持续关注的范围的材料上。李开先用明确的编辑修改来扩展想象中的科考课程：臧懋循则依靠的是像他们故意的那样心照不宣的校改，来模拟历史上真实的考试实践。相比之下，王骥德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将一部可疑的浪漫主义戏剧带入了纯文学的主流。朋友兼剧作家沈瑕读完王骥德本《西厢记》后注意到，通过使用其他元杂剧来充实语言，以及以经史佐证事实，王骥德的编辑方法综合了该剧的虚构性和散文先例的历史性。这种相互竞争的话语模式的调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王骥德精心策划的结果，他努力使一些批评者认为的“诽谤性谎言”变得可信。

绪论

导言 跨国、民族和本土语境下的中国早期杂剧的重写

 现代中国戏剧研究的开端

 欧洲人发明的“鞑靼戏剧”

 作为文化批判的悲剧

 多语种翻译剖析

 “传统”文学的现代运用

 日本中国戏剧学术的悖论

 新中国发明的“蒙古悲剧”

 版本社会学

第一章 散曲选集、编辑归属与情感崇拜：关汉卿与证明性作者身份的转换

 引言

 韵律的威望

 传记的重要性

 编辑属性的情色化

 关汉卿与《西厢记》神话

 在证明与复制之间

 结论

第二章 早期戏剧集、科举要求与欲望的迫切：李开先、臧懋循与复制再生性作者身份的使用

 引言

 印刷与表演的融合

 明宫廷中的元杂剧音乐与戏剧

 李开先：隐逸的再造

 印刷品的补救用途

 科考科目

 臧懋循：版本的力量

 元代的奇异

 手稿的声望

 科考神话

 插图

 表演的读者模拟

 爱恋的剖析

 结论

第三章 《西厢记》版本、书市与淫秽言论：王骥德、金圣叹与非凡读者的创生

 引言

 《西厢记》刻本（1300—1680）

 参考书目、淫和其他此类分类难题

 王骥德：散曲与戏剧的魅力

 想象中的博雅群体

 历史性问题

 文献学的性别之分

 金圣叹：才子书

 新经典的起源

 纯文学的馈赠

 文本父系的创造

 结论

结语 基于作者、读者和欲望的思考

 引言

 证明问题

 复制再生产的问题

 解读“欲望”

 现代性建构

 余论

附录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致谢

译者后记

夏颂（Patricia A.Sieber）， 生于瑞士，1994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助理教授、东亚研究中心（2005—2013）与中国研究所（2005—2010）主任。其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印刷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素以现代传播学的视域研究自元代以降中国白话文学（特别是戏剧）经典地位的形成而著称。

李安光，男，1979年7月生，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海外汉学与比较诗学。主要讲授比较文学、欧美文学课程。主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参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各一项，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两项。参与编撰“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通识教材《西方文化概论》，并在《探索与争鸣》《南京师大学报》《戏剧》《国际汉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近四十年来海外汉学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其翻译著作之多，研究展开之迅速，成果之丰硕，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领域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以比拟的。据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资料中心尹汉超副研究馆员的初步统计，四十年来学界翻译、研究、介绍海外汉学研究的著作达3600部之多。尽管如此，在海外汉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整理上我们仍需努力，对于海外汉学名著的翻译一直是一项最基础、最根本的学术工作。在我们身边很难再有像钱锺书先生那样的天才，精通多国语言，融通中外学术，所以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世界各国汉学的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译出来，这样才会对欧美汉学史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认知。二十多年来我就是凭借着这种理念，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

尽管《剑桥中国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大部头的著作已出版，关于儒学与道学的海外汉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对世界各国的海外汉学名著的翻译仍有欠缺，尤其是非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名著亟待翻译。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研究，我们应给予高度关注。因为仅仅靠英语世界的汉学成果，我们是绘不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学历史全图的。我们应明白中国学术的进步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的全局，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们应鼓励更多的熟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印地语、波斯语等各种语言的学者投入到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研究中来，并像已故的冯承钧、耿昇先生那样，献身于基础汉学著作的翻译。我们向所有安于寂寞、献身学术、从事汉学名著翻译的学者致敬。这次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希望在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上再翻新篇。

四十年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进展与当代中国学术的变迁与发展紧密相连，这充分说明海外汉学这一域外的中国知识和中国当代知识的进展以及当代中国学术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样的传统是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开始的，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学者在解释吴宓这一思想时说：“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本土之国学与海外汉学互动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这样的传统在近四十年的汉学研究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世界性的学术，汉学研究的成果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门“外学”，像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外国历史那样，仅仅作为一种知识产品丰富我们对世界学术的认识。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自然发展因西方国家的入侵而打断，同时，中国文化与知识的叙述也不能再在经史子集这样的框架中表达，从四部到七科，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表达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西方汉学，此时作为西学进入我们的知识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汉学的历史，我们就说不清中国近代的历史，并无法开启今天的学术重建。

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汉学不仅仅在海外，而且同时内在于我们近代学术史和当代的学术史之中。为此，我将海外汉学研究说成是一种“内外兼修之学”，意在表达它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中国学术具有内在参考性。

梁启超在百年之前就提出“在中国研究中国” “在亚洲研究中国” “在世界研究中国”三种方法。四十年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使我们体会到：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中国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张西平

2021年1月16日